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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明:列宁的无产阶级政党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作者简介】刘志明,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列宁斯大林思想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

   【内容提要】列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为指导,紧密结合俄国党的建设的实践,极富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新思想新观点,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率先创立了完整的无产阶级政党理论。系统学习和深入研究列宁的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科学把握涉及列宁无产阶级政党理论的重大问题,对当代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共产党摆脱各自生存和发展面临的困境,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从低潮走向勃兴,对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更好地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列宁;无产阶级;政党

  一  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思想

   在领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列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为指导,紧密结合俄国党的建设的实践,极富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新思想新观点,率先创立了完整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理论。

   1.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

   作为阶级的政治组织,政党无疑具有自己鲜明的阶级性。在列宁那里,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性是一个“为了战胜资本主义”而如何科学把握党与无产阶级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正如列宁所说,“为了战胜资本主义,在起领导作用的政党共产党、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和群众即全体被剥削劳动者之间,必须建立正确的相互关系。”[1]可见,正确理解无产阶级政党阶级性的前提条件是准确把握党与无产阶级、党与群众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当然也包括党、无产阶级、群众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关于党与无产阶级的关系列宁特别强调党的鲜明的无产阶级性质而不是所谓“被剥削的劳动群众”的性质,他一再强调,“我们始终是先进阶级的党。”[2]“我始终坚持在谈到我们党的阶级性质的地方用‘无产阶级’一词代替‘被剥削的劳动群众’一词。”[3]虽然党的阶级成分的“基石”和“支柱”是先进的无产阶级,但列宁也指出,党的阶级成分并不是党的阶级性质的最终决定因素。正如他所说:“确定一个党是不是真正工人的政党,不仅要看它是不是由工人组成的,而且要看它是由什么人领导以及它的行动和政治策略的内容如何。只有根据后者,才能确定这个党是不是真正无产阶级的政党。”[4]可见,一个党只要坚持工人阶级的立场,一切从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坚持符合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纲领和路线,即使党内的工人成分不占多数,那它也可以被称为是真正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

   其次,列宁认为,“党是阶级的先进部队,是阶级的领导者和组织者”[5],绝不能“把作为工人阶级先进部队的党同整个阶级混淆起来”[6]。由此可见,党只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分或者说先锋队,不是无产阶级全部,党“只能包括本阶级觉悟的少数”,应该“只吸收至少能接受最低限度组织性的分子”[7]。因此,以扩大党的阶级基础或者说社会基础为名,把党宣布为或企图“发展”成为所谓的超阶级的“全民党”、“群众党”之类的理论绝不是对列宁无产阶级政党理论的“发展”,而只能是对它的背离。

   关于党与群众的关系列宁有许多概括得极其深刻和全面的名言,比如,“我们能够从过去受资本主义压迫、不论在哪里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那些阶级中,也就是从工人和劳动农民中吸收力量,而且今后还要长期地愈来愈深入地从他们当中吸收力量。”[8]又如,“我们需要的是新型的党,另一种性质的党。我们需要的是能够经常同群众保持真正的联系的党,善于领导这些群众的党。”[9]再如,“党是阶级的先锋队;它的任务决不是反映群众的一般水平,而是带领群众前进。”[10]“忘记先进部队和倾向于它的所有群众之间的区别,忘记先进部队的经常责任是把愈益广大的阶层提高到这个先进的水平,那只是欺骗自己,无视我们的巨大任务,缩小这些任务。”[11]从以上的论述中,列宁明确指出,党不仅以群众为依靠和力量源泉,而且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关于党、无产阶级、群众三者之间的关系列宁认为,只有党真正成为革命阶级的先锋队,吸收了这个阶级的一切优秀代表,集中了经过顽强的革命斗争的教育和锻炼的、完全觉悟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把自己跟本阶级的全部生活密切联系起来,再通过本阶级跟全体被剥削群众密切联系起来,取得这个阶级和这些群众的充分信任,才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真正把握了它们之间的正确关系。在列宁看来,也只有这样的党,才能在反对资本主义一切势力的最无情最坚决的最后斗争中领导无产阶级。[12]
从上述关于党与无产阶级的关系、党与群众的关系以及党、无产阶级、群众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精辟思想来看,我们应该可以这样理解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性质的思想,即党绝不是什么超阶级的“全民党”、“群众党”,而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的领导者和组织者。

   2.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和作用

   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任务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指引下,“维护工人的利益,代表整个工人运动的利益”[13],就是领导人民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社会主义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正如列宁指出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工人的党,也就是教育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使它能够夺取政权并引导全体人民走向社会主义,指导并组织新制度,成为所有被剥削劳动者在不要资产阶级并反对资产阶级而建设自己社会生活的事业中的导师、领导者和领袖。”[14]列宁还认为,“先锋队只有当它不脱离自己领导的群众并真正引导全体群众前进时,才能完成其先锋队的任务。”[15]

   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在列宁看来,就是党要着眼于担当作为无产阶级的组织者、教育者、领导者、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的夺取者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者重任,“团结、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的先锋队”,领导全体无产阶级的一切联合行动,并且通过无产阶级领导全体劳动群众。他认为,如果不能这样正确地理解党对非党无产阶级的作用以及党和非党无产阶级对全体劳动群众的作用,就是在理论上根本违背共产主义,就是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倾向。他还认为,无产阶级政党要实现自己作为本阶级先进战士的作用,必须使自己的整个世界观“以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为基础”[16]。因为在他看来,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给这个科学奠定了巩固的基础,指出了继续发展和详细研究这个科学所应遵循的道路”[17]。他认为,也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使党团结、才能使党从中获得坚定的理想信念,才能使党运用它来确定斗争方法和活动方式。他还相信,“只有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才能成为工人阶级运动的旗帜。”[18]

   3.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策略

   列宁认为,一个政党如果没有纲领,就不可能成为政治上比较完整的、善于在任何转折时期始终坚持自己路线的有机体[19]。鉴于党的纲领是外界据以判断这个党的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无疑“应该向群众说明,共产主义革命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它是不可避免的,它的意义、实质和力量在哪里,它应当解决什么问题。”[20]

   鉴于“任何一个代表着未来的政党的第一个任务”是“说服大多数人民相信其纲领的正确”,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在制定自己的纲领时,必须从确凿无疑的事实出发,科学地判断时代特征,准确地把握党所处的历史环境,依据实际情况来确定党的各项政策和任务。他认为,只有这样的党纲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党纲,也只有这样的“以绝对确凿的事实为依据”的马克思主义党纲才有力量,才能为无产阶级政党成功说服大多数人民相信其纲领的正确性提供必要的前提,也只有这样的纲领才能“成为鼓动手册”,才能被用来教育党和千百万劳动者。正因为在领导党制定和修改党的纲领时,始终遵循以“绝对不可反驳的和确凿的东西”为据,正因为“有全党通过的精确的纲领”,列宁自豪地表示相信:“我们的党比其他一切政党都先进。”[21]

   在列宁那里,党的纲领有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之分。“最高纲领就是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这就不可能不消灭商品生产。最低纲领就是在商品生产范围内可以实行的改造。”列宁认为,党必须清楚地把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或者他所谓的“两种改造”划分开来。因为如果无产阶级政党“把这两种改造混淆起来,必然会对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造成种种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的或无政府主义的歪曲,必然会使无产阶级通过夺取政权来实现的社会革命的任务模糊起来”[22]。

   党的策略问题关系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途命运。列宁深刻揭示了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特点,批判了孟什维克在党的策略问题上的机会主义,阐明了党在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争取民主共和制的途径和方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等问题上的策略观点,强调了把当前斗争和长远斗争、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相结合,说服和争取人民的大多数,将政策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善于利用矛盾争取同盟者等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持的策略思想和原则。他还指出:“制定正确的策略决议,这对一个想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坚定原则来领导无产阶级而不仅是跟在事变后面做尾巴的政党来说,是有巨大意义的。”[23]他还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应当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实践经验来制定和完善自己的策略。

   4.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

   应该说,在“是彻底实行组织原则,还是崇尚涣散状态和无政府状态”[24]这一事关“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上,俄国社会民主党内是存在争议的。列宁批驳了党内外在组织原则问题上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观点,并从俄国无产阶级政党活动的具体历史环境出发,极富创造性地为俄国及世界各国先进的无产阶级制订了集中体现新型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规律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

   列宁关于民主集中制原则有一系列的论述,诸如“力求由上层出发,坚决主张扩大中央对于部分的权利和权限”[25],“必须承认的基本的组织原则:少数服从多数;党的最高机关应当是代表大会;党的中央机关(或党的各个中央机关)的选举必须是直接选举,必须在代表大会上进行。”[26]“党内的一切事务是由全体党员直接或者通过代表,在一律平等和毫无例外的条件下来处理;并且,党的所有负责人员、所有领导成员、所有机构都是选举产生的,必须向党员报告工作,并可以撤换。”[27]“全体党员选举负责人即委员会的委员等等,全体党员讨论和决定无产阶级政治运动的问题,全体党员确定党组织的策略方针。”[28]“在党组织中真正实现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要进行顽强不懈的努力,使基层组织真正成为而不是在口头上成为党的基本组织细胞,使所有的高级机关都成为真正选举产生的、要汇报工作的、可以撤换的机关。”[29]可见列宁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基本内容应该可以作如下简要的概括:党员必须参加党的一个组织,服从党的决议;党内所有负责人都由选举产生,并且可以随时撤换;在党内生活上少数服从多数,部分服从整体,下级服从上级;党内实行讨论自由和行动一致的纪律;党的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有最后决定权;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等等。

   5.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团结统一

   列宁指出,“首先要在最艰苦的条件下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政党不是“辩论的俱乐部”,它要“把千百万劳动者团结成一支工人阶级的大军”和不可战胜的力量,“特别需要保持党的队伍的统一和团结……真正体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意志的统一”[30],总之,它“必须团结一致”[31]。在他看来,“任何行动和任何活动,只有它们是在前进而不是在后退,是从思想上团结无产阶级,提高无产阶级,而不是降低、腐蚀、削弱无产阶级,它们才是有价值的。”[32]

   列宁强调党的思想统一和组织统一的相辅相成和有机结合。一方面,他认为,对无产阶级政党来说,鉴于思想统一是党存在的前提条件,是党的组织统一的基础,因此绝不能寻求没有共同思想基础的所谓组织统一,也绝不能为了组织统一拿思想原则来做交易,正如他援引马克思的话所指出的,“如果需要联合,那么为了达到运动的具体目标,可以缔结协定,但是决不能拿原则来做交易,决不要作理论上的‘让步’。”[33]另一方面,他也指出,无产阶级政党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一致必须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因此,党除了“在党纲问题上和在策略问题上”保持一致外,还要有“组织上的统一”,而这种组织上的统一,在列宁看来,“如果没有正式规定的党章,没有少数服从多数,没有部分服从整体,那是不可想象的。”[34]

   列宁还认为,党的巩固的团结统一有赖于党坚决反对各种错误的主张和破坏党的统一的派别活动、派别言论。正如他指出的:“任何派别活动都是有害的,都是不能容许的,因为即令个别集团的代表人物满心想要保持党的统一,派别活动事实上也必然会削弱齐心协力的工作,使混进执政党内来的敌人不断加紧活动来加深党的分裂,并利用这种分裂来达到反革命的目的。”[35]他还要求每一个党组织在同派别活动进行实际斗争中密切注意,“决不容许发表任何派别言论”[36]。他还主张,为了“取缔一切派别活动以求得最大程度的统一”,党在遇到违反纪律、恢复或进行派别活动的情况时,可以采取党内一切处分办法,直到开除出党。

   6.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列宁指出:“自我批评对于任何一个富有活力、朝气蓬勃的政党来说都是绝对必要的。”[37]在他看来,无产阶级政党只有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积极的思想斗争,才能分清是非、统一思想,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才能巩固和发展党的团结和统一,带领人民群众完成党在各个时期的历史任务。正是基于此,他不仅公开承认党的“批评自由”,指出“民主集中制和地方机关自治的原则所表明的正是充分的普遍的批评自由,只要不因此而破坏已经确定的行动的一致”[38],而且强调“要通过自我批评来学会办事”[39]。也正是基于此,他强调指出:“工人政党应当给全体人民,特别是给全体无产阶级群众树立起富有思想性的、坚毅的、大胆的批判的范例。”[40]列宁本人可以说是身体力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模范,他经常率先垂范地作自我批评。

   这里需要特别提到列宁对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两条重要的原则要求。第一,列宁要求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应当慎重、合乎分寸”,绝不能使这种批评成为“搬弄是非”和排斥异己的工具,更不能使那些敢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同志因此而遭到打击报复。正如他指出的,“每一个党的工作人员在工作上都有缺点,但是在批评缺点或向党的各个中央机构分析这些缺点时,应当慎重、注意分寸,否则就会成为搬弄是非。”[41]第二,列宁要求“就问题的实质来进行批评,决不采取那种有助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的方式”[42]。需要指出的是,列宁这里所谓“有助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的方式”,是指不考虑“党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这一情况”,以对党的缺点进行“绝对必要”的批评为借口,发表“派别言论”,以及违反组织原则地在“党内集团”范围而不是全体党员范围“讨论”“党的一般路线”和“如何纠正错误的方法”等。

   二  关于列宁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的几个重大问题


   1.关于坚持党的领导

   综观无产阶级政党的发展史,可以说,党在革命和革命胜利后的领导权或者说领导地位始终是一个容易引起党内外激烈争论的问题。

   党的领导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可能是自封的。列宁认为,党的领导地位的坚实基础在于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也只有当党始终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先锋队性质,党才能领导全体无产阶级的一切联合行动,才能在政治上领导无产阶级,并且通过无产阶级领导全体劳动群众[43]。不然,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列宁始终把党的先进性建设作为贯穿于其党建理论与实践活动的全部主题。也正因为自己亲手缔造的党成为“一个在几十年内争得了整个工厂无产阶级即工业无产阶级先锋队地位的党”[44],成为一个“引导群众走向社会主义的党,而决不是每逢群众情绪转变或情绪低落的时候就跟着瞎跑的党”[45],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仍然把坚持党的领导视作一项毋庸置疑的原则,正如他所说:“从原则上说,对于应该有共产党的领导这一点,我们不能有任何怀疑。”[46]他还旗帜鲜明地强调,“国家政权的一切政治经济工作都由工人阶级觉悟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47]其他政党必须接受和拥护俄共(布)的领导地位,绝不允许搞什么资产阶级的多党制。

   关于坚持党的领导,不仅有“为什么”坚持的问题,还有“怎样”坚持的问题。“怎样”坚持党的领导自然涉及如何适应党的领导内涵变化的问题。也就是说,虽然革命前和执政后都应该坚持党的思想领导、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但是,党作为革命党与作为执政党,其领导的内涵不可能一样,必然发生变化,因此党作为革命党与作为执政党“怎样”坚持党的领导也必然有所不同。

   作为革命党,党的主要任务在于团结和带领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相应的,其民主集中制的根本领导制度更具有“高度集中”或所谓“战斗命令制”的色彩,在干部制度上也往往倾向于任命制、一长制。

   党成为执政党后,列宁认为:“应当同过去诀别,着手进行真正的经济建设,改造党的全部工作,使党能够领导苏维埃的经济建设,取得实际的成就。”[48]为此,列宁强调,党首先应该从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尤其是领导经济建设的能力出发,坚持“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49]。其次,党应该与时俱进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这不仅要求努力防止出现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弊端,“必须十分明确地划分党(及其中央)和苏维埃政权的职责;提高苏维埃工作人员和苏维埃机关的责任心和独立负责精神,党的任务则是对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不是像目前那样进行过分频繁的、不正常的、往往是琐碎的干预”,以真正实现“党努力领导苏维埃,但又不是代替苏维埃”的目标;而且要求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尤其是党的领导核心的集体领导。列宁晚年对此有过一系列的设计,只是因为英年早逝来不及付诸实践,再加上后来俄共(布)身处党内斗争异常激烈和全球资本主义包围的严酷环境,列宁晚年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的思想更是被有意无意地忽视,这种历史的积弊不能不说是导致后来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的一个原因。

   2.关于民主集中制

   列宁为俄国及世界各国先进的无产阶级制订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其形成、发展的过程中,不仅遭到过批评、误解,也曾遭到歪曲和攻击。批评者如德国共产党创始人罗莎•卢森堡等人担心列宁的民主集中制会“扼杀党内民主”,变成压制党内不同意见的工具以及形成少数人的独裁等[50]。攻击者如以民主派自居的孟什维克则把列宁的民主集中制或者混同为“集中制”(或专制、党内独裁),或者视为“民主制”和“集中制”的水火不容,用所谓“民主制”或“自治制”的动听口号来攻击列宁在特定时期和特定情况下强调的“集中制”和党的组织纪律。正如列宁指出的;“威风凛凛的民主派分子大肆攻击社会民主党内的‘专制’、‘党内独裁’、‘党内首长的专制统治’,攻击打算用来‘惩罚整个修正主义’(请回忆一下‘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这句话)的‘开除教籍’的作法,攻击‘盲目服从’、遵守‘死板纪律’的要求,攻击‘唯命是从’、把党员变成‘政治僵尸’(这比讲小螺丝钉和小轮子厉害得多!)的要求。”[51]这些批评、误解、歪曲和攻击历史地提出了问题的焦点,即如何看待民主集中制与民主的关系,如何科学把握列宁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真谛及这一原则中必然涉及的民主与集中的关系。

   如何看待民主集中制与民主的关系?我们赞同,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制的一个分支。民主集中制是间接民主制度的产物,是在民主制采取间接民主制形式的时候衍生出来的一种体制。只要人类不青睐无政府主义,民主制的管理形式就会与人类同在,而只要有民主制,就会有间接民主制,而只要有间接民主制,就会有民主集中制。这是客观规律,不以人的好恶为转移。像民主制一样,民主集中制也是永恒的主题[52]。

   如何科学把握列宁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真谛呢?虽然在不同历史时期,列宁关于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有过“集中制”、“民主集中制”和“民主制”等不同表述,但是,在真谛意义上强调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却是列宁一以贯之的思想。比如,建党初期列宁就提出,党要切实加以实现的“组织倾向”,是“要实行彻底的集中制和坚决扩大党组织内的民主制”[53]。后来他又说:“我们在自己的报刊上一向维护党内民主。但是我们从未反对过党的集中。我们主张民主集中制。”[54]

   如何看待民主集中制原则中必然涉及的民主与集中辩证统一的关系?关键在于深刻把握“民主”与“集中”为什么要辩证统一和如何辩证统一。
实行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对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这不是某种纯粹主观愿望的表达,也不是随意从外界强行搬到党内来的东西,而是由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规律所决定的,是党的阶级本质的自我表明和党的任务的不断完成的必然的和固有的要求。这一组织原则的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它把严格的集中和党内的广泛的民主结合在一起,把铁的纪律和发挥党员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结合在一起,把共产党员对各种问题进行讨论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和坚决地执行所通过的决议的义务结合在一起,把领导的独立性和保证避免在制订和实施政策过程中的片面性与错误的委员制结合在一起。这一原则如果动摇,无产阶级政党就会不仅丧失使它成为自愿的、主动的、民主的、同时也是紧密团结的、战斗的、纪律严明的和集中的组织制度基础,而且会丧失党固有的不仅相对于资产阶级政党也相对于广大群众的先进性。

   民主与集中如何辩证统一呢?这必须分析不同时期的具体的情况,也就是说,只有严格以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为依据,有所侧重,在该强调集中的时候强调集中,在该强调党内民主的时候强调党内民主,这才是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否则,在特定时期党内民主难以实行的特定情况下,硬要形式主义地机械地推行什么党内民主,那就不仅是愚蠢的,而且必定损害党的事业,相反也一样。

   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还涉及统一的基础问题。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无产阶级政党,自然只能把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奠定在它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才会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威信”变成“权力威信”,才会有“组织的行动的一致”,才会是不可战胜的力量。如果相信事物相辅相成的道理,应该不会怀疑,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团结一致也为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提供有力的保证。歪曲和攻击民主集中制原则,割裂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关系,宣布民主集中制过时,主张取消民主集中制等等论调背后——暴露出来的背离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企图,从反面意义上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与时俱进地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建设,始终筑牢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对于实现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也是极为重要的。

   3.关于执政党的先进性建设

   列宁从思想理论、组织纪律、工作作风这样几个着力点开创性探索了无产阶级执政党先进性建设的历史崭新课题,并作出了自己对世界无产阶级政党来说都殊为珍贵的重大贡献。

   从思想理论上看,列宁始终坚持把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为执政党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并在加强党的思想理论的先进性建设的全部实践中,始终强调坚持这样三条基本原则或者说基本经验:第一,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教育,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体党员的头脑;第二,正确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维护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的团结统一;第三,努力研究新情况、新问题,以理论创新的实际成果把马克思主义这门科学推向前进。

   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体党员的头脑方面,列宁的主要举措有:一是为俄共(布)全党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创造有利条件,大力支持收集、整理、翻译和出版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创办马克思主义理论刊物;二是建立健全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的组织机构,创办各级各类党校和成立国家政治教育总委员会。三是通过党课、研究班、训练班等形式,大力推动党内学习活动,努力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在开展反对党内“左”、右倾错误思潮即“两条路线的斗争”过程中,列宁实事求是,对两种错误思想倾向坚持采取区别对待的原则,他在坚持把右倾机会主义当作布尔什维克党主要敌人的同时,也并不忽视对“左倾”错误思潮这样另外一条战线的斗争。他强调在重点反对党内一种错误思想倾向时,也要注意可能被掩盖着的另一种错误倾向。他还竭力避免把对党内错误思想倾向的斗争变成对某些党员的无情斗争。列宁还指出,不同国家的共产党人在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时,应该考虑到这种斗争由于各国经济、政治、文化、民族构成情况、所属殖民地以及不同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特征而具有的并且必然具有的具体特点,灵活运用共产党人在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时必须坚持的那些原则。

   在把马克思主义这门科学全面推向前进方面,列宁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对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如何认识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性课题进行了初步的探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列宁强调实践这一检验真理的标准,强调根据实践及其经验而非根据“本本”来谈论“什么是社会主义”。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列宁在总结实践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认为,俄国不能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共产主义特征的设想来组织社会经济生活,不能走“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的道路,而要走一条适合本国特点的“间接的、迂回的”道路,即主张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机制作用发展经济、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这一“中间站”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新经济政策”道路。

   从组织纪律上看,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不遗余力地继续从加强组织性、纪律性入手打造俄共(布)先进性建设的坚实基础和强力支撑。他把执政党组织建设工作的重点放在纯洁党的队伍、加强党的团结和统一上,放在不断增强和筑牢党执政的组织基础和不断增强党的凝聚力、战斗力上面。他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一是清党,增强执政党的战斗力;二是提高党员尤其是新党员的质量,增强执政党的组织基础;三是及时提出组织制度、政治制度的改革,以防止党内分裂。列宁高度重视执政党的纪律建设,坚决维护和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并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执政党纪律建设的方向应该是在崭新的基础上建立“工农的自觉纪律”。

   从作风建设上看,列宁紧紧抓住“执政党与群众的关系”这一执政党作风建设的核心问题,创造性地从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和党风等方面提出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一系列新思想、新举措,从而使执政党的先进性建设在党的作风方面不仅获得了新的时代内容和形式,而且获得了巨大的生命力。

   关于无产阶级执政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列宁最突出的历史性贡献主要有:第一,坚决反对生搬硬套“理论”和脱离实际的“革命空谈”,强调执政党必须理论联系实际。第二,坚决反对骄傲自大、歌功颂德和和神化领袖的个人崇拜,强调执政党必须正确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关于无产阶级执政党的工作作风建设,列宁从努力确保完成执政党的任务出发,把工作作风建设的着力点始终放在保持执政党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以及正确引导全体群众前进上。他坚决贯彻党的群众工作路线,努力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他身体力行并严格要求共产党员时刻关心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他在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制定、调整和执行过程中,始终强调执政党要努力倾听人民的意见、建议,要正确表达人民的想法,努力维护人民的利益。他还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领导作风开展了毫不留情的批评与毫不妥协的斗争。

   关于执政党的党风建设,列宁始终把党风廉政建设摆在自己工作的突出位置,并紧紧围绕执政党的反腐倡廉工作努力构筑三道防线,即:第一,加强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和人民公仆意识教育,使广大党员干部不想贪;第二,加强针对执政党的各种监督制度、监督机构的建设,使广大党员干部不能贪;第三,严肃党纪国法,使广大党员干部不敢贪。

   三  列宁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的当代意义


   列宁的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绝没有因为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相对处于低潮而“过时”,恰恰相反,它的积极意义因为国际金融危机导致欧洲社会党普遍衰败[55]以及后危机时代强烈呼唤各国共产党锐意变革与奋进而越来越得到彰显。具体地说,列宁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的当代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对生存和发展仍比较困难的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共产党摆脱各自困境具有指路明灯的意义。据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一份题为《低潮中的变革与奋进——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国外共产党的发展趋势研究》的报告,当前,世界上大约有127个政党仍然保持共产党的称谓或坚持马克思主义性质。但是,除了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力量在革新开放中得到加强”,除了巴西共产党、南非共产党和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等政党有所发展并得以在局部地区执政乃至在全国参政外,包括原苏东剧变后所谓“转型国家”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产党和发达国家的共产党情况则均较严峻。法共前主席罗贝尔•于等人就认为,在欧洲,“不管什么类型的共产党,无论其名称如何,无论其参政与否,都无一例外地陷入严重的生存危机。”[56]世界大多数国家共产党生存和发展面临困境其原因或在于指导思想不统一,没有划清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界限;或在于深受宗派主义、派别活动的困扰;或在于因转向“群众性政党”而丧失了其工人阶级、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或在于放弃民主集中制原则,实行“民主运转原则”,等等。简言之,这些国家以无产阶级工人阶级政党自称的共产党组织不仅没有根据新的时代要求丰富和发展列宁无产阶级政党思想,反而抛弃和背离了列宁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的精髓。在国际金融危机催生全球性大反思、大变革、大调整的后危机时代,世界各国的共产党组织欲从根本上摆脱各自面临的生存和发展的困境,欲进而开启一个对人类大多数来说充满光明前景的新时代,无疑应该从列宁的无产阶级政党思想与实践中吸收营养,否则很可能重蹈欧洲社会党在金融危机面前普遍衰败的覆辙。关于欧洲社会党当前普遍衰败的这一奇特的所谓“欧洲现象”,美国《新闻周刊》的一篇文章认为,在“20世纪中期对赤贫的恐惧已经被福利国家主义抚平,旧的阶级冲突已经被更为复杂的阶层所取代”的今天,欧洲社会党如果不坚决改变缺乏共同纲领、依恋旧式观念、“怨言多,办法少”、脱离平民的“左派”政治、不能应对新的社会阶层带来挑战等自身形象,“历史或许不一定站在他们一边,除非他们能够丢弃旧的外皮。”[57]

   第二,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从低潮走向勃兴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说,没有列宁创立的无产阶级政党思想及其指导下的革命实践,列宁领导下的俄共(布)就不可能取得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因而也不可能引领当时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从低潮走向勃兴。在硕果仅存的几个生产力仍显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依然面临作为一个世界体系而存在的资本主义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据巨大优势的今天,在当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因国际金融危机造成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全球范围内更趋激烈和不断深化而充满走向新的勃兴机遇的新形势下,我们现在尤其需要“以客观和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列宁,“重新激活列宁的遗产”,尤其需要应对如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大学社会学和哲学高级研究员斯拉沃热•齐泽克所说的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出现的“与列宁的隔膜”问题。

   如何应对这一“与列宁的隔膜”问题,我们这里引述齐泽克的以下一段话也许不无裨益:“我想要说的不是返回到列宁那里,而是在克尔凯郭尔的意义上重述列宁,在今天的背景下重新激发那种革命冲动。回到列宁的目标既不是怀乡式的重置逝去的革命黄金时代,也不是机会主义——实用主义地将旧的纲领加以调整以便适应‘新的条件’,而是在当下的全球条件下重述列宁,重述那种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条件下重新制定革命规划的列宁主义态度。”[58]不过,可惜的是,我们迄今为止都还没有看到世界的左翼政党和大多数共产党组织提出“雄心勃勃要实现变革的观点”[59]。当然,如果他们“重新发明有关真理的政治学”[60],成功实现了列宁的建党原则与新时代内容的紧密结合,如果他们真正拥有自己科学地判断时代特征、准确地把握党所处的历史环境和依据实际情况确定党的各项政策和任务的马克思主义党纲,如果他们真正严格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革命的教训来检查自己的策略,我们并非不可以作出这样的预见:他们将日益活跃在各自国家政治生活的前台和世界政治格局的中心舞台,它们将和正不断开拓创新和谱写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新篇章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一道,引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成功走出苏东剧变以来的低谷,并使其再度迎来自己具有浴火重生性质的新的发展与辉煌。 

   第三,对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更好地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继续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和不断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意义十分重大。虽然毛泽东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61],但是,鉴于我们党在执政实践过程中曾出现全局性的严重错误,鉴于苏共丢掉列宁和斯大林这“两把刀子”从而最终导致自己丢掉国家政权和苏联解体的历史悲剧,我们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仍然需要从列宁无产阶级政党思想尤其是无产阶级执政党思想与执政实践的先行探索中吸取宝贵历史经验、获得富有教益的启迪。对新时期我们的党来说,系统深入学习列宁的无产阶级政党思想,可以获得至少四条攸关自己安身立命的宝贵经验。第一是必须科学把握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真谛,并在党的建设的实践中正确执行这一原则,既坚持发扬党内民主,又坚决反对软弱涣散、无政府主义和极端民主化;既坚持党的集中统一和集体领导制度,也坚决反对个人专断、家长制作风。第二是必须从思想理论、组织纪律和工作作风等方面着手,继续加强执政党的先进性建设,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同时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成为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第三是必须以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为契机,继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使我们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成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党,成为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高效、清正廉洁的执政党。第四是必须在坚持党的领导的根本前提下,从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政治体制着手,与时俱进地完善党的领导,使我们党始终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注  释

 
   [1]《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2页。

   [2]《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37页。

   [3]《列宁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38页。

   [4]《列宁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46页。

   [5]《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37页。

   [6]《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4页。

   [7]《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2页。

   [8]《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6页。

   [9]《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3页。

   [10]《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38页。

   [11]《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5页。

   [12]参见《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2页。

   [13]《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页。

   [14]《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38页。

   [15]《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3页。

   [16]《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1页。

   [17]《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38页。

   [18]《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38页。

   [19]《列宁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57页。

   [20]《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0页。

   [21]《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3页。

   [22]《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39页。

   [23]《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3页。
  
   [24]《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2页。

   [25]《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0页。

   [26]参见《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5页。

   [27]《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6-347页。

   [28]《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6页。

   [29]《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6页。

   [30]《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4页。

   [31]《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06页。

   [32]《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1页。

   [33]《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0页。

   [34]《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1页。

   [35]《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5页。

   [36]《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6页。

   [37]《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1页。

   [38]《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6页。

   [39]《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2页。

   [40]《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1页。

   [41]《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1页。

   [42]《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6页。

   [43]参见《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9页。

   [44]《列宁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26页。

   [45]《列宁全集》第1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74页。

   [46]《列宁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04页。

   [47]《列宁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74页。

   [48]《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2页。

   [49]《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86页。

   [50]参见郑异凡:《俄共(布)党内民主问题的历史考察》,载《今日东欧中亚》2000年第1期。

   [51]《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6页。
  
   [52]参见张慕良:《对列宁民主集中制的重新审视告诉我们什么》,《学习时报》2008年11月17日。

   [53]《列宁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25页。

   [54]《列宁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89页。

   [55]主张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欧洲社会党对欧洲社会的发展曾经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当前的金融危机使现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暴露空前的缺陷、失业人口和贫富差距增大之际,他们不仅没有获得政治上的好处,反而每况愈下。据统计,在欧盟现有27个成员国中,有23个成员国的社会党在选举中得票率明显下降。现在,只有西班牙等2个欧盟成员国由左派单独执政,其中还包括由共产党执政的塞浦路斯。

   [56]参见覃爱玲:《官方研究报告分析国外共产党的真实处境》,《南方周末》2009年7月2日。

   [57]李雪:《新闻周刊封面故事:经济危机并未让欧洲左派崛起》,《环球时报》2009年6月2日。

   [58]齐泽克:《为列宁主义的不宽容辩护》,周嘉昕译,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2期。

   [59]巴尼奇:《十足现代的马克思》,载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2009年5/6月号。

   [60]齐泽克:《为列宁主义的不宽容辩护》,周嘉昕译,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2期。

   [61]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4页。

   (责任编辑:焦艳)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 来源日期:2011-03-11 本站发布时间:2011-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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