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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 孝：美国的经济战、苏联解体及其对中国的警示


　　 内容提要：美国的经济战是运用经济手段对一个国家经济体的脆弱性进行致命打击。苏联在后期依靠出口石油换取美元，再用美元大量进口粮食。粮食、美元、石油这三大战略物资高度依赖国际市场。美国抓住苏联经济这一脆弱性发动经济战，导致苏联外汇储备耗尽，无力进口粮食，国内大乱，最终被自己的敌人玩弄于掌心。鉴于此，我国要保障战略物资安全，优化平衡经济结构，优化壮大国有企业，消除经济的脆弱点，提升国家自主发展能力。


　　关键词：经济战；经济脆弱性；苏联；国家安全；自主发展


　　近年来，西方霸权国家遏制我国发展的战略企图越来越明显。我国要警惕其军事威胁，同时，更要警惕其隐蔽经济战。当年美国政府针对苏联经济的脆弱点进行隐蔽经济战，令其陷入货币财政危机，并接连施以组合拳，致其分崩离析。这段历史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和借鉴。


　　　　　　　　　　　　　　　　　　　　　　一、苏联经济的脆弱性及其形成原因


　　上个世纪80年代初，里根政府的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凯西提出针对苏联的隐蔽经济战。经济战并不是简单地经济制裁、经济封锁和经济竞争。威廉·凯西所说经济战是一种非常规战争，其核心是通过对一个国家经济体进行研究，找到它的脆弱性，找到其咽喉命脉，并针对这种脆弱性，通过经济手段进行打击，削弱其国力，进而颠覆其政权。[①] 据此，威廉·凯西组织专家组对苏联经济的脆弱性进行研究。研究结果发现，苏联国民经济体系对油气出口的高度依赖。“在部分年份中，石油和天然气所赚取的硬通货占据苏联全部硬通货的60%-80%，并且这些收入成为苏联经济体制的一个支柱。苏联虽然从西方赚取硬通货，但它需要用这笔钱从西方购买粮食和技术，以维持经济体制这个庞然大物。”[②]


　　苏联有完整的工业体系，以它为中心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内部市场，其综合国力可以和美国抗衡。苏联怎么会是一个高度依赖资源出口的国家呢？


　　不过，苏联在晚期确实是一个高度依赖石油出口的国家，其根本原因就是苏联经济结构严重失衡。苏联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比例是6：2：2，尤其是关系国计民生的粮食无法自给，只能靠不断地增长进口来补足。在后期，苏联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谷物进口国。1970年，苏联进口谷物仅220万吨，而1985年，苏联进口谷物已经达到4560万吨。“到1980年代中期，每3吨粮食加工产品中就有1吨是用进口粮食生产的。畜牧产品的生产是建立在谷物进口基础上的。苏联不得不签署供应谷物的长期协定，承担每年必须从美国购买不少于900万吨、在加拿大购买不少于500万吨、在阿根廷购买不少于400万吨的粮食。”[③] 而油气资源出口创汇是购买粮食最主要的资金来源。


　　这种经济结构比例严重失衡要追述到斯大林时期的超高速工业化发展战略。工业革命之后，现代大工业成为大国争霸的基础，也是任何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基础。苏联无产阶级政权建立之初，生产力不发达，工业弱小。外部英法德美日等列强虎视眈眈，国家的生存已经成问题。因此，苏联已经没有时间，先农业、再轻工业最后重工业按部就班地发展。它必须在短期内集中一切资源迅速发展以国防军事为中心的重工业。这样，形成了苏联的计划经济，也形成了苏联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国民经济体系。这是以备战为目标，为军事工业服务的国民经济体系。为了集中有限的资源进行高速工业化，苏联不得不从农业生产中抽调资源投入到重工业化中。苏联的农村集体化就是为了完成这一任务。但是，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苏联的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


　　二战之后，美苏旋即进入冷战状态，苏联以军事工业为中心的经济结构并没有根本变化。苏联领导人在二战后曾大力发展农业，补贴传统产粮区，开垦新土地，对农村投资逐年增加。总体来说，在1980年以前，粮食产量还是增产的。但是，与此同时，苏联也在迅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城市人口不断增加。1956年城市人口约8820万人，1990城市人口约为19060万人，[④] 增长了约1倍。同时，还要考虑到随着生活水平提高，人们饮食结构发生变化，肉、蛋、奶的消费量增加，从而对粮食需求加大。另外，苏联还要对东欧一些国家支援粮食。总之，粮食收购量与粮食需求量之间的缺口逐渐加大，粮食储备不断下降。因此，从1962年起，苏联开始从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进口谷物。


　　但是，从国际市场进口粮食需要硬通货，这又成为困扰苏联领导人的难题。苏联军事重工业强大，但轻工业偏弱，在国际市场上没有竞争力，无法通过出售工业产品换取足够的硬通货。苏联最初只能通过出售黄金储备从国际市场上购买粮食。1963年，由于粮食低产，国家粮食储备减少，苏联领导层不得不决定从国外大量购买粮食。为此拨付黄金372.2吨，这一次就用掉黄金储备的1/3以上。[⑤] 长此以往，黄金储备是无法支撑粮食大规模进口的。


　　上个世纪70年代初，苏联领导层开始考虑发展科技，提升工业竞争力，准备专门就科技革命问题召开一次苏共中央全会，并委托专家组起草了一份纲领性文件。但是，非常巧合的是，1973年，中东战争爆发，并引发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国际油价暴涨10余倍，而苏联的秋明油田正好大规模产油。石油收入从天而降。


　　令苏联领导人头疼的外汇储备和粮食问题居然就此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前苏联学者阿尔巴托夫回忆当时的情景，“我国的领导——无论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完全高枕无忧了，开始迅速地大肆挥霍起这笔巨大的、历史上只能开采一次的财富了。从1973年起，我们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粮食净进口国，并且对这种进口上了瘾，就像吸毒者上了海洛因的瘾一样。还开始了进口了大量设备——基本上都是最普通的设备，这些设备我国工业也是有能力生产的。……有一点显而易见，就是这种天上掉下来的意外之财妨害了及时进行经济改革。” [⑥] 还有一点，苏联利用这笔石油收入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张势力范围。


　　但是，石油收入不仅没有解决苏联的经济不平衡，而且加重了这种不平衡，形成了其经济致命的脆弱性。苏联用石油出口换取巨额外汇，也就是美元，再用美元大量进口粮食。粮食依赖于北美，石油的价格控制在沙特等国家手中，美元的发行权由美国控制。粮食、美元和石油是一个国家的战略物资，而苏联的这些战略资源却高度依赖国际市场，实际上都控制在自己的敌人手中，形成严重的外部依赖，失去主导权，从而招致了致命的外部打击。


　　　　　　　　　　　　　　　　　　　　　二、美国发动以经济战为中心的隐蔽战


　　美国秘密战略的核心就是消耗、减少苏联的硬通货——美元，使苏联无法进口粮食和技术设备，置苏联貌似强大的经济体于死地，然后利用经济困境激化民族矛盾，颠覆苏联社会制度，肢解苏联。


　　里根政府的具体措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美国秘密资助阿富汗的伊斯兰游击队，给予大量先进武器，并帮助进行人员培训。同时，美国一方面暗中大力支持团结工会，另一方面以波兰镇压团结工会为借口对波兰给予经济制裁。苏联为此不得不每年向波兰提供30-4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美国以此不断耗费苏联国力。


　　第二，对苏联进行技术封锁，不让苏联得到提高石油产量、修建石油、天然气管道所需的关键技术。千方百计阻止西方银行向苏联石油项目贷款。这样，苏联计划中的重要油气管线一直无法完工，石油生产和输出能力受到极大影响。


　　第三，压低国际石油价格。里根政府通过为沙特政府提供安全保障，并提供最先进的预警机和毒刺式导弹，与沙特结成反苏同盟。1985年，沙特骤然加大石油产量。1985年11月，每桶原油30美元，5个月后，国际油价暴跌至12美元。[⑦]


　　1986年国际油价骤降，苏联外汇储备一下子减少三分之二。随后发生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核泄漏事故和亚美尼亚大地震，又消耗大量外汇储备。此时，苏联政府相应地应该推行经济收缩计划。但是，刚刚上台的戈尔巴乔夫在1986年正在推行经济全面加速发展计划。这是一个经济扩张计划，需要进口大量的西方技术和设备。其结果是计划不可避免地失败了，同时又耗费了宝贵的外汇储备。


　　此时，苏联既无法通过迅速提高油气产量来获取相应的美元，又没有外汇储备，同时还要偿还大量外债。苏联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而国际商业银行也迅速察觉到苏联的财政危机，纷纷拒绝向苏联贷款。


　　苏联1989年3月的一份文件显示了财政危机的严重程度。“可自由兑换的货币的结算非常紧张，债务超过了商品出口的年度收入两倍有余。支付利息即需耗费将近20亿卢布，超过石油出口所获可自由兑换货币的全部进款。……目前的情况是，我们必须将出口所获得的全部可自由兑换货币进款用于偿还外债。”[⑧]  也就说，苏联的石油出口收入只够偿还债务利息，已经没有外汇进口粮食、技术、设备以及各种经济运行必须的资源。苏联庞大的国民经济体系开始停止运行，尤其是粮食和日用消费品的匮乏开始引发国内混乱。


　　如果无法获得贷款，就无法大量进口粮食和设备，这个国家就会陷入大灾难之中，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生命也彻底终结。为此，戈尔巴乔夫不得不转向美国和欧洲各国政府寻求贷款，向自己的冷战敌人借钱。但是，如果向美国和西方政府贷款，就要按照它们的要求进行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此时此刻，苏联已经丧失了主动权。


　　继里根之后的美国总统老布什抓住这一点，以贷款为要挟，以明暗两手继续打击苏联。


　　在明的方面，老布什不断以对苏联的贷款和解除经济封锁为诱饵，迫使戈尔巴乔夫不断收缩苏联的势力范围，并要求苏联按照西方的标准做出经济政治改革。


　　1990年第一次伊拉克战争前，为了使戈尔巴乔夫放弃伊拉克，布什保证继续支持戈尔巴乔夫改革，并保证尽快废除冷战给贸易带来的壁垒，提供某些人道主义技术援助，鼓励私人投资者。但是，老布什只是给予口头上的支持，没有做出提供大规模财政援助的承诺。[⑨] 同年，戈尔巴乔夫同意两德统一，甚至同意德国留在北约问题。表面上，戈尔巴乔夫强调政治因素，但是，“他们对德国人谈论的是金钱。当科尔的国家安全顾问霍斯特·泰尔奇克于5月份在莫斯科和苏联领导人秘密会晤时，雷日科夫和其他苏联领导人详细地谈论了苏联的经济困难，并强调需要大量的贷款。”[⑩] 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宣布独立。3月18日，莫斯科终止对立陶宛的石油供应。同年6月，美苏首脑会晤，戈尔巴乔夫说服布什总统签订贸易协定。“但是他不得不接受两个条件……第二个条件仍然是秘密不公开的，即贸易协定得到国会批准之前戈尔巴乔夫必须解除对立陶宛的经济制裁。”[11] 在这之后，莫斯科只得又恢复了石油供应。这加剧了波罗的海三国独立的倾向，开启了苏联解体的进程。


　　从中东到东欧再到苏联国内，戈尔巴乔夫步步退让。很多人认为戈尔巴乔夫是社会主义的“叛徒”。实际上，从货币财政危机的角度来看，苏联已经无力维持原有的势力范围，不得不收缩。戈尔巴乔夫确实在“卖国”，但不是“叛卖”，而是廉价“甩卖”苏联的政治资产来延缓即将到来的经济崩溃。


　　虽然戈尔巴乔夫使尽全身解数，但是，美国和西方的贷款和援助口惠而实不至。除了少量的粮食、药品等“人道主义援助”，根本就不提供重大的财政援助。对于西方大国坐视苏联陷入危机，后来的俄罗斯总理普里马科夫认为，“非常可能的是，终究反映了西方不情愿和不希望援助苏联“振兴”，一律平等地进入世界共同体。”[12]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不仅不希望苏联振兴，而且希望苏联崩溃，在暗中采取各种手段分裂肢解苏联。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要是抓住苏联长期存在的民族矛盾，利用苏联迅速恶化的经济形势，在暗地里支持反政府力量和行动，挑动民族矛盾，培植反政府力量，支持极端民族主义者的分裂倾向。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暗中花费大笔经费支持苏联矿工长时间罢工，在苏联内部制造混乱，使苏联经济雪上加霜。同时，西方支持波罗的海等加盟共和国境内兴起的“人民阵线”。[13] 据前克格勃人员披露，在立陶宛和拉脱维亚闹独立期间，为在波罗的海沿岸三个共和国中煽动民族间纠纷，西方特工部门利用国际上反苏的民族主义组织，展开了广泛的活动。比如，在立陶宛，在美国“绿色贝蕾帽”分队接受过专业军事训练的美国公民艾维·安德留斯成为立陶宛议会的防卫指挥官，策划、指挥了一系列针对苏军的爆炸、攻击。[14] 与此同时，美籍拉脱维亚人巴甫洛夫斯吉斯·瓦尔吉斯（奥尔伯特·罗蒙德）进入拉脱维亚，他同样在美国“绿色贝蕾帽”里受到军事训练，是“世界拉脱维亚人联合会主席”[15]  


　　一旦苏联政府考虑动用武力打击极端民族分裂主义时，西方就会以拒绝贷款为要挟。在美国的明暗两种打击面前，戈尔巴乔夫进退失据，直至国家分崩离析。


　　　　　　　　　　　　　　　　　　　　　　　三、我国经济的弱点和风险


　　新世纪以来，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管在全球还是东亚地区，中国都必然成为霸权国家遏制的目标。为了维护其霸权，但又顾忌我国的国防力量，霸权国家极有可能利用打击苏联的方式，利用我国经济的“脆弱点”进行隐蔽经济战。在国际间大国博弈日趋复杂激烈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超越纯粹的经济思维，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思考我国的经济弱点和面临的风险。


　　粮食是关系国家生存的战略物资。我国建国后高度重视粮食生产。但是，我国人口多，耕地少，再加之工业化、城市化，粮食安全压力极大。石油是工业的“粮食”。我国石油对国际市场依赖大，且离中东、非洲和拉美等产油区航路遥远，对航线枢纽没有控制权，自主能力差。


　　从产业结构来说。我国经济的龙头在东部沿海。东部沿海经济的支柱是外向型企业，大进大出，两头在外。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发挥廉价劳动力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在中低端制造业迅速占领国际市场。但也形成了其特有的弊端。沿海地区凭借其地理优势发展迅速。而西部的人力、物力向东部集中，导致东、西部发展不平衡。大多数沿海企业没有核心技术和自主品牌，企业利润空间小，承受国际危机能力差。劳动者低工资是这种模式的前提，必然导致广大劳动者在国民财富分配中所占比重少，形成社会两极分化。这又进一步形成国内市场消费能力不足，无法容纳不断发展的生产力，只能通过外部市场消化过剩生产力，形成了对国际市场的过度依赖。由于国内市场狭小，加之国际性的经济危机，我国过剩资金在实体经济中缺乏投资渠道，转而进入虚拟经济领域，导致我国楼市暴涨，经济出现泡沫化。


　　对于这些经济弱点，我国要警惕霸权国家发动隐蔽经济战，通过利用货币霸权操纵利率、汇率，进行贸易战，大幅炒作国际粮价和资源价格，打击我国的外向型制造业，利用国际热钱冲击我国金融市场，吹大经济泡沫之后再刺破泡沫。 


　　因此，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我国必须加强我国经济的自制性。


　　第一，我国必须保证粮食、石油和外汇储备的安全和自主。近年来一些国家的内乱，都不同程度源于国际粮价暴涨。我国要保障粮食的自给自足，加强粮食储备，保证耕地的绝对数量和质量。从长远看，强化我国粮食安全最重要的是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这需要以农民的利益为中心进一步在农村进行改革。同时，在基因技术迅速发展的年代，粮食安全也表现在对良种研发主导权的控制上。在利用国外技术和资金的同时，我国要保证良种研发技术体系的自主性，绝对不能让跨国公司控制我国的良种研发体系。


　　石油是工业的粮食。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之一，石油对外部依赖性极大，这是我国经济的隐忧。不同原因造成的石油价格暴涨都会冲击我国经济，更不要说因为战争造成石油运输线中断。我国已经开始注重石油储备，并加强石油供应线路的多样化。从长远看，我国要加强新能源开发，实行能源的多样化，以弥补石油的对外依赖。加强技术研发，提升现有油气能源的利用率。家用小轿车已经成为我国石油消耗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要加大宣传，提升人民群众的节能意识。


　　从一定意义上，外汇储备也是事关国家安全的战略物资。一旦一个国家出现大事，这个国家就可以利用外汇储备在国际范围内筹集物资，解决国内问题。而一旦外汇告罄，这个国家就会陷入危机，不得不受制于国际资本。苏联后期就是因为外汇储备消耗殆尽，无法从国外进口急需的粮食和日常消费品，从而导致国内大乱。我国要高度重视外汇储备的安全。国际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西方金融行业的掠夺性和欺骗性，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利用外汇储备投资西方金融资产，我国相关部门应当保持慎重。同时，宝贵的外汇储备绝对不能用于一些炫耀式、奢侈性工程，随意耗费。维护外汇储备更重要的是维护我国金融主导权。利用资本自由流动掠夺财富成为西方资本积累的重要方式。在我国经济存在一定泡沫化的情况下，我国要牢固掌握金融主导权，限制国际热钱，让其在我国不能随意进出。


　　第二，加强我国经济的整体均衡，减轻对外依赖性。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一个经济体自然会从国内市场走向国际市场。但是，还要看到，像英国和美国这样大国，都有一个繁荣的国内市场。这个消费市场甚至是拉动全球经济的火车头。同时，一个经济体是否能够持续发展，最重要的是要看到资本是否愿意持续在这个经济体投资，通过不断扩大生产不断扩大消费市场，从而形成生产和消费的良性循环。就我国而言，由于我国已经形成的外向型经济和过度对外依赖，我国国内过剩资本没有出路。我国的战略目标应该是扭转这种经济不均衡。因此，与其鼓励过剩资本向外投资（除能源、资源类），不如由政府提供优惠政策，将过剩资金引向中、西部地区。通过西部地区的投资生产形成新的国内消费市场。由此形成国外市场和国内市场相结合，经济的内部循环和外部循环相结合。这样，将增强我国经济经受外部恶意冲击的能力。


　　第三，优化壮大国有企业，提升国家主导经济的能力


　　在国际博弈中，国有企业是后发国家国家能力的基础。在我国，国有企业承担重大职能。其一，它是国家实行赶超战略的主体和基础。当今世界各个产业都被几家跨国公司所垄断，只有通过国有企业，不计短期经济效益，才能承担赶超战略，为产业升级提供平台。其二，增强国家调控能力，弥补市场失灵。其三，承担我国经济合理布局、均衡发展的战略任务。其四，保证国防工业发展，提升国防科技能力。其五、在民生建设中承担重要责任。


　　国有企业将是我国维护国家稳定的制度和物质基础。一旦国有企业私有化，国家能力将大大削弱，失去抵御外部恶意攻击的调控手段和能力。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彻底实行私有化和市场化，国家经济命脉迅速被少数寡头控制，俄罗斯国家能力在此期间极度衰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的助理谢尔盖·兹维列夫曾经说过，叶利钦所能控制的只有克里姆林宫，“这块小小的城堡就是叶利钦唯一能统治的地方……所有他现在能做的事，就是更换总理和自己的办公厅主任。”[16] 1999年，俄罗斯的经济产值只有1990年的一半。只是在普京总统打击经济寡头，对重要石油企业再次国有化，提升国家控制能力之后，俄罗斯才在一定程度遏制了颓势。


　　因此，我们要反对从抽象的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教科书出发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的观点，优化国有企业，让其更好地承担起自己的战略职能。


　　保障战略物资安全，平衡优化产业结构，优化壮大国有企业，提升国家自主发展能力，这不仅要求技术创新、制度创新，还要求发展战略创新。因此，我国政府要放弃一些短期应时政策，放弃一些驾轻就熟的政策手段，迎难而上，艰辛探索，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①]  参见[美]彼得·施魏策尔：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殷雄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15页。


[②]  [美]彼得·施魏策尔：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殷雄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123页。


[③]  [俄]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吴恩远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70页。


[④]  [俄]E.T.盖达尔：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王尊贤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19页。


[⑤]  参见[俄]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吴恩远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02页。


[⑥]  [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徐葵、张达楠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219页。


[⑦]  参见[美]彼得·施魏策尔：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殷雄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271-272页。


[⑧]  [俄]E.T.盖达尔：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王尊贤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95页。


[⑨]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第480页。


[⑩]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第449页。


[11]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第445页。


[12]  [俄]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大政治年代，焦广田等译，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85页。


[13]  张树华：“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谈瓦解苏联”，《红旗文稿》，2010年，第11期。


[14]  参见[俄]维·什罗宁：克格勃X档案，赵云平译，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153—154页。


[15]  参见[俄]维·什罗宁：克格勃X档案，赵云平译，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155—156页。


[16]  [美]克里斯蒂娅·弗里兰：世纪大拍卖—俄罗斯转轨的内幕故事，刘卫、张春霖译，中信出版社，2004年，第17页。


　　　　　　网编：客卿 　　　　　《黑龙江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

来源：社科网 来源日期：2013-11-29 本站发布时间：2013-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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